擒获，各有犯者许诸人首得实者给犯人家资之半。知而不告，及军卫有司之弗禁一体治罪。”

　　如此严格的海禁，绝非防控海盗和危险分子所能解释的。

　　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规模下西洋，另一方面却如此严格地实行海禁。

　　严从简《殊域周咨录》:“又自永乐改元，谴使四出，招谕海番，贡献毕至。奇货重宝，前代所希，充溢库市。贫民承令博买，或多致富，而国用亦羡矣裕。”

　　明英宗天顺二年，1458年，太监上奏：“永乐，宣德年间屡下西洋，收买黄金、珍珠、宝石诸物，今停止三十余年。府藏虚竭。”

　　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亦曾说：“永乐间，虽营建北京，南讨交趾，北征沙漠，资用未尝乏。比国无大费，而岁用仅给。即不幸有水旱，征调将何以济？”

　　即便下西洋本身，有一定的赏赐诸国，以求朝贡的目的。但是当诸国前来朝贡时，顺带进行的贸易无疑是互惠互利的。

　　进行海禁，压制限止私人海贸，是为了将海贸官营化，收取其利，与汉代的盐铁官营一个性质。

　　宋元两朝海贸极为发达，但由于私人海商往往漏税、逃税，贸易量巨大的同时，国家获利甚少。

　　因此宋、元两朝都曾尝试过海禁，却因为政府控制力不强而作罢，直到明朝，才具备实施海禁的能力。

　　另外，元代的过度重商，也导致大片良田种植经济作物，限制了粮食最高产量。

　　元末人口不到9000万，就因为人口饱和而爆发大型农民起义，以至于灭亡。

　　因此，朱元璋深知商业的作用，更知道商业的害处。明代的抑商政策，包含许多保护商业的条文，绝非一味抑商，目的是将商业的额度控制在一个最恰当的范围之内。

　　为了从有限的商业份额中获取最大的利润，官营海贸是王朝初期较佳的选择，而海禁以防遏私人海贸，亦成为必备的辅助措施。

　　不过官营贸易也有其机械化、僵化的弊端。明代朝贡贸易一开始缺乏限制，对于上门贩货者来者不拒，到永乐朝后期，因为进入市场的蕃货过多，导致蕃货贬值，就是很好的例子。

　　且由于宣德之后，明朝的政府控制力不断下降，已经难以有组织有规划地大规模进行官营贸易，所以明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放开私人海贸的口子。

　　到了明武宗在位的正德朝，便放开了对于东南亚海贸的限制。正德四年(1509)，一艘暹罗船遭风飘到广东境内，按规定这艘船属于非朝贡的私船，不准进行贸易，但广东镇巡官却准许其贸易，征收其货物税以作军需之用。

　　礼部官员对此做法予以肯定，认为“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”既非救书所招，又非旧例所载，不是朝贡船，不属市舶司的职权范围，应由镇巡及三司官兼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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