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首《回答》在后世很有名,是朦胧诗的代表作品。
林子轩只用了前两句,也是全诗的精华所在,后世对这两句诗有不同的解读。
主流的观点认为,卑鄙者可以在世界上畅通无阻,如鱼得水,高尚者只能被埋在地下,作者以此控诉这个黑白颠倒,道德沦丧的丑恶社会。
结合《回答》这首诗的创作背景,就能知道作者诗作中所指的年代。
那的确是一个暴乱而荒谬的年代,整个社会毫无秩序可言,黑白不分,险恶丛生。
把这两句话放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同样适用。
这一期的《新月》杂志发行后,林子轩的这首《回答》火了起来。
不少诗人或者评论家都进行了解读,认为这是林子轩对于现实社会的披露、怀疑和挑战,这是诗人对这个社会做出的回答。
军阀混战,外国列强欺压,大总统贿选,全国罢工浪潮,残酷的镇压……
这无疑是个混乱的年代。
我们是成为卑鄙者从而苟活下去,还是成为高尚者进行反抗,就算死亡也在所不惜。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
林子轩很久没有发表诗歌了,这让他新诗奠基人的名头有点被人遗忘。
上一期《新月》杂志刊载的《再见,康桥》成为了新格律诗的典范,这一期的《回答》是一首内涵深刻的哲理诗。
这时有人才恍然记得,林子轩不仅是位小说家,还是位著名的诗人。
这一期泰戈尔专刊收获了好评,也受到了批评。
《小说月报》的主编郑震铎对此表示欢迎,《小说月报》早在1923年9月和10月就连续发行了两期泰戈尔专刊,全面介绍了泰戈尔的诗作。
这和郑震铎是泰戈尔的追随者有很大的关系。
当然,其中也牵扯到了经济利益。
梁启朝在1920年成立讲学社,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,利用他的声望延聘西方著名学者来中国讲学,商务印书馆每年赞助5000银元。可垄断演讲稿的出版权。
有了资金,梁启朝的讲学社曾邀请杜威、罗素、杜里舒访问中国。
这一次邀请泰戈尔也是计划之一,泰戈尔一行来中国的吃住行都由讲学社负责,还包括演讲的费用。没有赞助谁来填补这笔钱。
和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一样,都不是无偿的,而且出场费不低。
这一次《新月》杂志发行泰戈尔专刊,和《小说月报》相呼应,也算是万象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一次合作。
所以说。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,只看有没有利益。
但这种做法遭到了以陈独绣为首的学者反对。
陈独绣发文称:“混乱的老庄思想上,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,我们已经够受了,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,现在不必又加上泰戈尔了!”
他忘记了,在1915年10月15日《青年杂志》上正是他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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