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场论战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从后世的角度看,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上的争论,而是牵扯到在那个时代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者信仰。
也可以说是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来改造社会。
这一论战吸引了大部分的学者参与其中,各种理论层出不穷。
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根基,又有来自西方的科学观念,形成了一种思想风潮。
科学派认为在极度缺乏近代科学理性的中国,弘扬科学理性精神,并在这种基础上确立一种新时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,是绝对必要的。
玄学派在中国必须改造、必须进步、需要近代科技、需要富国强兵等认识方面并没有提出异议。
他们倾向于在这之前更需要一种合乎中国国情的价值观的确立,以指导和规范这种近代化的社会转型。
陈独绣则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科学派和玄学派都是唯心主义。
各方几乎无法沟通,论战变成了混战。
有意思的是,在不久之后,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出版了《科学与人生观》一书,收入二十九篇论战文章,分别请陈独绣和胡拾作序。
陈独绣的序言把论战中各家的观点逐一点评批驳。
胡拾看罢,也写了序言,开始批驳陈独绣的论点,陈独绣不满意,又开始批评胡拾。
由此可见,当时论战的激烈程度。
当初,陈独绣、胡拾和鲁讯编辑《新青年》,开启了新文化的浪潮,如今,他们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,很多人从亲密的战友变得形同陌路。
这便是,道不同不相为谋,亦各从其志也。
这个问题在上海的林子轩也没能躲得过去,在上海大学上课的时候被学生问了出来。
说实话,他对这种争论没什么兴趣,便直接告诉学生,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明白,等哪一天想明白了再告诉你们。
这倒不是逃避,而是实话,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在后世都没有结束。
在三月份,他陪着冯程程参加了一次慈善活动,是由上海儿童劳工委员会发起的,活动的重点是工厂中的童工问题。
宋家三小姐就在这个部门工作。
上海的工厂中使用童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,初步统计应该有超过2万名童工。
1919年,国际劳动会议规定未满十四岁者为童工。
1923年,北洋政府颁布的《农商部暂行工厂规则》规定:男子未满十岁,女子未满十二岁,工厂不得雇佣。
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只有七八岁的孩子照样在工厂工作,而且劳动强度大,报酬极低,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,只有两角钱的薪酬。
童工分布在各个行业,以纺织行业的童工最为严重,有一半以上的童工在纱厂工作。
其次是印刷厂和火柴厂,机械和食品行业也有童工。
林子轩对这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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